试论南京农村合作文化发展策略
○李明水
中国社会传统上一直以乡村为本，尽管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明显下降，但是从农村人口和面积看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决定中国社会形貌的因素依然是农村、农民和活态的乡土文化。合作文化自然存在于乡土文化之中，其地位和作用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。
一、合作文化的重要性
本文讨论的合作，是以自愿为基础，为达到共同目标、满足个体需要而进行联合的行为。合作文化，是为了促进合作，解决生存发展困境，参与各方相互约定、共同遵守、合力推进的共同努力，体现的是一种“互助、民主、平等、公平和团结”的精神，是对人的一种结构性的道德文化约束。合作文化不仅是一种目的行为，也是一种意志行为，因而是一种精神文化。
1.合作文化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。合作文化不仅体现在劳动生产中，而且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各方面。中国古代礼仪中，有感念自然恩赐和敬仰祖先两大祭祀传统，即庙会和祭祖。原始的祭祀是“社祭”，春天向社神祈求五谷丰登的“春祈”，秋天感激社神赐予丰收的“秋报”，以及遍布乡间的土地庙、土谷祠，表达了乡民对土地神的虔诚与礼敬。以神庙为中心的祭祀仪式，意在以神的力量维护村落社会秩序，整合地缘组织。以宗祠和祖墓为中心的祭祀仪式，意在强化宗族成员间等级关系、家庭和睦以及家庭间联合。以上都是通过一定的集体仪式，不断培育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。
2.合作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力。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，出于对灌溉、修建梯田或者共同狩猎、放牧的需要，自觉走到一起，相互合作，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术得以不断提高。《周礼》说：“九夫为井、四井为邑”，井田制下，人们还需要合作耕种一块公地，正如孟子说的：“公事毕、然后敢治私事”。合作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社会分工。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，一部分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，从事手工榨糖、酿酒、纺棉织布、土陶制作、打铁、竹编等。通过分工合作，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了飞跃。民国时期，农村成立了许多合作社，在改良品种、改进耕作技术、推广农业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合作社的生产活动大多有技术指导的帮助，并接受改良种子及新的耕作技术，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，在初期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，只是后期脱离了办社的初衷，出现了异化，由“合作化”变成了“集体化”，反而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。
3.合作文化是乡土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。乡土文化是指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。民间经常会自发举办综合性的文化活动，如庙会文化、舞龙、舞狮不仅记录了乡土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形貌，也为村落的凝聚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象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农民一直以来是一个受教育比较低的群体，“愚、穷、弱、私”是一个很好的概括。农民看中的是利益，哪怕是很小的一点利益。合作文化就是把原子式的个人凝聚起来，培养团结互助、合作共赢的思想。近代有影响的乡村教育，有米氏兄弟在河北翟城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自治和建设等。农村合作运动还具有改造农村社会的功能。在教育方面，设立民众学校与社员训练班，提高社员的文化知识；在农业方面，合作进行掘井、制造肥料等农事活动，发挥合作的优势；在改善习俗方面，提倡健康生活方式，改变农村中赌博风气；在公益事业方面，协力进行修路、救灾、植树等活动。可见，不论乡土文化处于何种发展阶段，合作文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之一。
4.合作文化是解决农村发展困境的重要支撑。三农问题的成因复杂，除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深刻影响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乡村文化的问题。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靠发展、靠制度，但是农村发展困境诠释需要依靠文化。经历了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人们谈合色变；在市场经济大潮洗礼下，生产要素配置得到优化，但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侵蚀了乡村淳朴人情；传统文化中一些迷信色彩的内容开始活跃。乡土文化具有鲜明的生态属性和社会属性，其自身蕴含着强大的转换能力和惯性。乡村文化并非要恢复原来建立在礼教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，而是要尊重乡村文化的主体——农民，通过传承优秀传统、弘扬合作文化，赋予乡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。通过培养合作精神，帮助农民克服狭隘自私的特性，在合作中谋求经济平等，在合作中得到平等、民主、自愿、互利等观念的熏陶和启迪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，为改变生存困境提供新的动力。
二、南京农村合作文化发展的现状
1.合作文化发展取得的进步
虽然农村合作文化发展面临一些问题，但是并没有把农民“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”连根拔走。事实上，乡村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延续着，乡土文化在不断转换形式的过程中也在传承和创新。南京农村合作文化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一是各类合作组织不断涌现。农村不仅成立了许多松散型的协会组织，而且成立了紧密型的各类合作社。2009年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645家，社员超过6万人；农民资金专业合作社8家；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127家，入股农户4万户；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近230家，股民50万人。浦口区侯冲村根据村民需要，成立了手狮舞、苗木生产等多个协会，在经济发展和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形成了在全国有影响的“侯冲模式”。
二是农村合作领域不断拓展。在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方面，农村经历了一场深刻变化。在政府投入的引导下，农村建立了新型合作医疗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，2009年有118万农村居民纳入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，覆盖率94%。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从2003年32元提高到210元以上，基本实现了全覆盖。政策性农业保险加快推进，基本险种承保面达到90%以上，保险品种逐步扩大到农业特色产业项目和生产资料领域。通过政府投入引导、农民互助合作，长期困扰农村的看病、养老问题和农业风险大问题得到了有力改变。农民合作在乡约自治方面也取得了新的突破，农民参与村庄管理的意识不断增强。
三是乡土文化不断传承发展。合作文化离不开乡土文化发展的大环境，合作文化发展也体现在合作办文化上。除了政府的支持，农民还采取凑份子的方式，自己办文化，办自己的文化，把传统文化的血脉顽强地延续和流传。政府为乡土文化继承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，目前每个镇街建有500平方米以上的文化活动中心，60%以上村建立了文化活动室，有线电视入户率超过86%。对乡土文化采取活态保护，南京加强了高淳老街和杨柳村等一批古建筑维修，对民间的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曲艺、美术、手工技艺、传统医药、杂技、竞技、老字号、餐饮、花鸟鱼虫、生活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保护与开发并重，成为乡土文化传承、农民合作精神培育的新载体。
2.合作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
一是传统对农民约束的软规范大都解体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，强化了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，容易陷入“囚徒困境”。而乡村宗族意识、村庄认同、个人信仰等对农民的约束力越来越弱，合作的基础脆弱、很容易被瓦解。
二是合作文化教育缺失。人们对合作化和集体化认识不清，缺乏合作文化的系统认知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只看到自利的一面，对合作文化缺乏兴趣、了解也不多。农村土地零碎化现状，让农民越来越成为孤立的经济人，即使相互之间有一些自发的合作行为，但总体上大部分地区农民合作需求并没有显性化。
三是“离土”成为当今乡村社会转型的新特征。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，很少有农民固守农村的土地家园。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步伐加快，完全脱离农业生产、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不断增多，举家外迁城镇的农民也大有人在，乡土文化中的合作精神有所削弱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，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是留守，并以“别样童年”、“阡陌独舞”和“静寞夕阳”形象地勾勒了留守儿童、妇女和老人的生存状态。农民对生产发展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归属感和主动性。
三、推进南京农村合作文化发展的对策
1.坚持感通、感动、感化并重，大力培育合作文化。教育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途径。（1）感通，最重要的是把合作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。尽快组织专家编写教材，培训师资力量，作为学校德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开发适合儿童的游戏，把合作理念体现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中，寓教于乐、潜移默化。通过从小培养，打牢合作文化的思想根基，浸润到人成长的全过程。（2）感动，最容易被农民接受的是文艺和节日活动。加强相关的文艺创作，推出一批反映农民自己生活状态的精品力作，包括文学、戏曲、电影、电视剧、文艺演出等，用农民的语言说身边人、身边事，增强对农民的艺术感染力。此外，节日是民族生命过程中的逗号，具有浓厚的文化积淀，要把合作文化体现在节日文化活动中，如舞龙、舞狮等群众文化活动。（3）感化，中国文化中的人，既不是“经济人”，也不是“社会人”，而是“伦理人”。合作精神的培育，尤其需要农民共同参与、相互协作，形成一个良好的合作基础和氛围。加强农村各类培训工作，把合作文化教育寓于劳动力培训、村干部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等课程之中。借鉴韩国新村运动培养农民“勤勉、自助、协作”精神经验，通过教育培训，培养农民进取、向上的精神，提高农民合作意识和素养。
2.坚持以合作社组织农民，强化载体建设对合作文化发展的推动。合作社发展已有150多年的历史，作为一个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有效组织载体，它适应了现代农业资本密集、技术密集、服务密集“三个密集”的要求。对南京而言，第一，要发展提升合作社。不仅要发展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土地股份合作社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，而且要积极探索发展农民资金专业合作社、农村消费合作社、物业合作社等富民合作社；不仅要发展农户间横向一体化合作，还要发展合作组织加公司纵向一体化合作，真正把合作社建成组织农民、教育农民、服务农民的重要平台。第二，要体验践行合作文化。合作社的组织结构，合作社的理念和宗旨，包括通过社员们认可合作社的规章制度，也包括合作社的开展的各项活动、会议，是社员合作文化培养提升的重要现实渠道。通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开展活动，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、劝之以利，在活动获得经济利益和精神归属，使农民在合作中实现“知行合一”。第三，要打造团队合作文化。合作组织成功的关键，是有一个好的制度和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。合作社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，要有民主治理和监督机制。理事会要尽心尽责地决策和管理合作社的日常事务，监事会要强有力地监督，社员要在管理与决策合作社事务上形成默契或责任，否则团队合作文化就会失去基础，导致瓦解和失败。合作的特点是动态的、反复的、上升的，没有团队成员共同维护，合作很容易陷入困境。
3.坚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，增强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保障。对私人事务进行的合作，一般只提供竞争性和排它性的服务，否则就会出现搭便车；对公共事务进行的合作，可以提供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服务，但是这不是合作组织能够替代的完成的，必须政府引导、投入和强制。有的地区农民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筹集公共物品资金，集资合作建设的项目，主要是小型水利项目，当年投资，当年可以为村民减少超出投资额一倍到数倍的经济损失，而且同一地区内部，有着地方性共识，使合作成为可能。但是通过农民自发合作，农村公共品供给远不足最优水平。这就需要公共财政给予投入，并在道路、供水、供电、能源等公共事务上采取“用者付费、违者罚款”的强制措施，防止和排除搭便车行为。
4.坚持政府推动和群众自愿相结合，推动农村合作文化健康发展。乡土文化发展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，群众自愿是前提。合作文化发展就像农民自发组成乡约一样并非易事，所以要对农民进行教育。文化的影响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在人与文化的互动中，文化不断地被建构和再建构。政府推动的任务主要是引导、投入、保护和绩效评价。引导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，弘扬合作文化、合作精神；投入就是要为合作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，加大对合作社扶持力度，加强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；保护就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，要注重挖掘、整理乡土文化资源，注重保护乡土文化的原生态和地域特色，避免城市对乡村过度蚕食；绩效评价就是要建立合作文化培育科学评价体系，统筹规划、重点推进，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的良好氛围。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市农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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